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从两个方面论证： 针对乐观论，主要从环境资源约束以及城市的承载力等方面看，继续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害;针对悲观论，主要从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来论证持续增长的潜力，就是说人均GDP在达到美国的50%之前中速发展仍然是可能的。
赞成和反对方各执一词，争论在央行定向降低农村银行准备金后更趋激烈，显示相关讨论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中，央行早前更倾向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直接调控基础货币规模，但由于央票余额的不断增加，央行政策成本也在逐步提高。
降准信号意义实在过强。3月接近2000亿元的外汇占款增幅降低了降准的必要性。可以看到，欧元区、英国、墨西哥、波兰、匈牙利等经济体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不超过5%。实际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最高领导人还是各部委政策制定者均对市场作用达成高度共识，在此之下，数量型工具的过度使用显然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实际上，从当前的经济情况看来，尽管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4%，与政府7.5%左右的政策目标接近，但高频数据与微观感受却比GDP数据更加悲观。
日本将存款准备金率划分为四档，存款超过2.5万亿日元面临征收准备金率的最高档，但仅为1.2%。债券长端利率高企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降准对于防范经济失速和金融风险十分必要。如果房地产崩盘，容易引起社会不稳，所以中央政府会出手相救。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是市场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出现周期性调整，住房销售急剧下降、房价下跌，更重要是市场的预期逆转。如果住房市场出现价格变化、周期性调整就要救市，那么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会受到严重挑战。而且，尽管造就了房地产的短期繁荣，却给经济长期发展留下严重后遗症。有报道，前4年生产的住房，可以让国内一半的城市换一次房，如此供应量，能不过剩吗？这个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没有甚么政策工具可救。
其实，只要对中央政府官员最近的言论有关注，就会知道，在传统政策上救市的工具不会太多。进入专题： 楼市 。
有房地产开发商说，政府不救楼市就是失职，因为这是前十年经济增长之动力及地方政府财政支柱，并涉及广泛的产业链。尽管央行强调增加个贷来稳定楼市，但面对市场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种种揣测增加，周小川行长已直接否定了这种市场预期。最近，李克强总理说过了、财政部长楼继传说过了，周小川行长也说了，中央政府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央行希望增加个贷来稳定市场，这样不仅会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也会减少利润，商业银行愿意做吗？如果央行都没有救市的工具，其他职能部门更是爱莫能助。
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救市动作频繁，央行也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个人住房贷款，以免楼市快速崩盘。更为重要的是，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原则性规定，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政府职责不是直接干预市场、参与市场，而是保护产权、制定市场规则及保护弱势者利益等。还有，目前房地产市场销售急剧下降及价格开始下跌，并非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市场发展的客观必然，因为住房市场疯狂发展与繁荣已经有十几年。不过，房地产开发商及住房投资者希望出现2008年那样救楼市的奇迹，是一厢情愿。
当年房地产政策突然发生根本性逆转，既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有关，也与政府领导人不熟悉现代经济有关。最近不少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尽管降价促销，根本无法刺激楼市销售，主要原因是银行正全面收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必然削弱买家的购买力，影响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回笼，加剧资金链断裂
垄断是降低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垄断企业通过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还很大。
目前我国的储蓄率仍然超过40%，接近50%，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但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二是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以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的趋势来看，未来20年城市化率会达到70%。一般而言服务业比制造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是好的变化。三是从效率角度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在继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经济增长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增加要素投入，二是靠提高效率。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充分，国际贸易带来的开放红利进一步体现。只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相关改革落到实处，农业转移劳动力供给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过去三十多年效率提高贡献了30%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很大的贡献。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仍可以期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继续增加劳动力供给。
加上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一直维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资引入，投资率一直很高。一是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 9%、37.5%和37. 7%。那么，会不会有第二个意外之喜，维持40多年的高增长?从我国的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较快发展的可能性。现在这个弹性系数增加了，新增1000就业不需要10%的增长率，而只需要7 %的增长率。
最乐观的看法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这个周期大致是10年。一是要消除行政性垄断，除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行业外，都应该允许非公经济进入。
二是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风水轮流转，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幸免，唯有中国还没有出现危机，由此推断这次该轮到中国了。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用率。
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还有一种中庸的看法，就是接近10%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7% -8%的中速发展还可以持续10至20年。也就是说，土地交易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12年已经超过30%，金额上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名副其实地出现经济虚拟化、经济地产化。另一个底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3.5就是通货膨胀，因此也要尽量避免，如果追求过高的增长率就有可能突破这个线，而且会遇到环境和资源的硬约束。
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从劳动力供给来看，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可供转移，还远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
1999年低谷的时候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由于WTO红利，又出现了一个10年的高增长，这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可以说是意外之喜。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100万，所以要维持新增就业1000万，就要实现10u/o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过去的十年一直保持高增长政策基调。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是目前可挖掘潜力最大的领域。
